乡愁是每一个异乡游子永远都抹不去的情结。我想写乡愁，但不想只写浪漫的乡愁。乡村不是世外桃源，乡村有宁静美好，也有穷苦、憋屈、嫉妒、忍耐。乡村有生生不息的麦子，更有生生不息的人。人就像麦子一样，一茬茬一代代。我想写出乡愁里人与麦子的故事。
七月的祁连山下，金色的麦浪翻腾着，一层叠着一层，一浪赶过一浪，像奔腾的骏马，像颤笑的孩童。
这是河西走廊的麦子，这是家乡的麦子：
熟了。
每一年每一季，都是这个时节，不急不慢，不早不迟。
这些都是我从视频里看到的。细算起来，我竟然已有十六七个年头没有实地见过金黄的麦浪了。
其实，我记忆里的麦田大多都是被超过两米的玉米严严实实地笼盖着，几无独自摊开来自由生长的快乐，也无如今金黄灿烂、壮观磅礴的麦浪。我们管这种种法叫“带田”，书面一点可以称作“套种”。
就是小麦和玉米在同一块田地里间隔着混种。先种十来行小麦，再种两行玉米，然后再种十来行小麦，依次排开。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唯有套种，才能让一块地的产量最高。一亩地如果纯种小麦，也就不过七八百斤收成，如果和玉米套种，产量就可以翻一番。
这多出来的七八百斤，对于一个一年眼巴巴瞅着收成的庄稼汉来说，是没法抗拒的。
为了生存，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自然也顾不上麦子生长的自由与快乐。
麦子还需要什么自由与快乐？被两米多高的玉米排山倒海笼罩着的压抑，不过是多年后我站在大高个前的感受而已。这是文明的矫情，也是酒足饭饱后的小布尔乔亚。
麦子憋屈一下没什么。还有比它更憋屈的。母亲在两行玉米的缝隙处，又点种了一丛一丛的黄豆。黄豆是匍匐着长的，它的一生，都生长在玉米和小麦的阴影里。它生命里的阳光，不过是透过密林的星星斑斑。小麦收割前，黄豆连个懒腰都伸不直，就蜷缩在玉米的脚下，大气不敢喘。
收割完小麦，母亲拿一根木棍，一绺一绺地把黄豆从玉米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小麦留下的宽阔纵深里，黄豆苦熬半生，终于等来了久违的舒畅。
母亲似乎也觉得有些对它不住，把黄豆的枝叶铺排得平平整整，让它们舒舒服服地伸个懒腰。
只可惜，自由的时光过不了多久，等待他们的就是冷光闪闪的镰刀。
在黄豆之前，金黄的小麦已经被父亲和母亲一镰刀一镰刀地放倒了。
麦子和黄豆都没有生长的自由。他们都无法决定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启这一生。但他们还是自顾自拼命地、不抱怨不牢骚地生长和成熟，长出沉甸甸的麦穗和颗颗饱满的豆粒。
其实，套种对父亲母亲也憋屈。弯腰弓背地站在密不透风的玉米行里挥舞镰刀收割小麦，这滋味着实不太好受。黄土地的湿热被七月的焦阳炙烤着蒸腾起来，又被玉米的枝叶遮挡下来，便就在这上下两米的狭小空间里翻滚着。不到十分钟，人就已是汗流浃背，衣服裤儿都黏黏地紧贴在身上，像一条张着嘴巴挣扎着呼吸的鱼。
多年以后，我在南方的夏日才找到一个形容这种天气的好词：“桑拿天”。
父亲母亲一人一垄并排着往前收割，我和哥哥分别跟在他们后边，把刚刚割倒扎好的一个个麦捆抱到田埂边上，方便用三轮车转运到打麦场去。
我们当时不过十来岁，双手抱着麦捆，就没有余力再去开路。向两边横长着的玉米叶，像薄薄的锋利的刀片，在黝黑的圆乎乎的胳膊和颈子上划下一道道浅浅的血印，混着滴答的汗珠、玉米穗的粉屑和尖尖涩涩的麦芒，浑身都火辣辣、痒酥酥的。
有时候，为了躲避毒辣的太阳，我们也在凌晨五点来钟被唤醒，半睡半醒、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父亲母亲的身后，走向东方朦胧的亮色，继续咀嚼着还没做完的梦。
河西走廊夏日的清晨，在太阳出来之前，分外清爽。凉风丝丝地吹着，树影婆娑，人影绰绰。父亲母亲边走边低声地交谈着，似乎也怕不小心打破这沉静的月夜。
到了七八点钟，火红的太阳升到树梢，我们就围坐在田埂边吃起早饭来。早饭是西瓜就馒头。一口冰凉清甜的红瓜瓤，一口糯软劲道的白馒头，在狭小的口腔内相遇、融合，最终迸发出另一种独特的甜香。
河西走廊的西瓜也是成熟在七月，差不多就是麦子成熟的季节。我们大田的隔壁，就是一片绿油油的瓜田。瓜蔓已有一米有余，硕大滚圆的西瓜一排排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高高的瓜埂上，着实惹人艳羡。
那年月，我们几乎每家都种西瓜，但每一家的孩子们还是热衷于偷别家的瓜。夏日的午后，经常看到几个小子神色慌张而又龇牙咧嘴地在田野里飞奔，身后必定紧追着一个挥舞着树条、高声咒骂的大人。
表弟吃完西瓜就馒头，望着隔壁青翠的瓜田，蠢蠢欲动。我们玩笑地怂恿他去。他果然像一个侦察老兵一样，猫着腰一顿一顿慢慢潜入瓜田，然后顺着瓜沟把整个身子平爬下去，匍匐着向前，挑到一个满意的就迅速调转身子，把瓜推在身前，蹬着双腿像蛇一样游走，然后越过沟渠，迅疾翻进我们的麦田。
不得不说，偷来的瓜确实比自家的甜。
有几年，每到麦子成熟的时候，村里就会来一些割麦客。听说他们是从陇东定西那边来。他们的麦子成熟得早，收完自己的，就专门来我们这为村民割麦子，挣点钱。
我那时其实很惊讶，竟然还有人愿意干这活。这可是最最辛苦繁重的农活！
那年，我们终于也雇了一回。约摸是四个精壮的汉子，一人一垄，并排着往前割着走。
母亲说，有一个年轻一点的看着应该是个新手，老是掉在后边。割到下午，这个小伙貌似已经筋疲力尽，最后半垄，基本是跪着割完的。
在此之前，母亲已经割了几十年的田，她深知个中滋味。于是，下午她便赶早回家，为这些麦客们做了一顿扎实攒劲的肉臊子拌面。
麦客们收工回来，齐聚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在皎洁的月光和习习的凉风里，大口大口吃得格外欢畅。
麦客们说，这是他们离家后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晚上睡觉，母亲给麦客们铺好床，拿出崭新洁白的被褥，都披着鲜红的绸缎被面，像接待客人一样安顿他们。麦客们躺下去，顷刻间便鼾声四起，在夏日宁静的夜晚整夜地回荡。
终于完工结账时，麦客们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少算一点，他们说这几日在我们家吃得好睡得好，不像别处总被像雇工一样对待。
最后，父亲母亲还是据实给他们结了账。这都是一镰刀一镰刀、一滴汗一滴汗挣出来的血汗钱，谁忍心少给一分啊？
麦子都已经割完从麦田转运到了打麦场。七月的河西走廊，天高云淡，骄阳似火，地皮似乎都要被炙烤得冒起烟来。
这样的天气，正适合打场。
早上八九点钟，父亲母亲把一捆一捆的麦子解开来抱在怀中，像摊饼一样一排并一排、一层压一层地铺满整个打麦场。
经烈日烘烤一上午，原本潮湿的麦秆都已干透，麦芒和枝叶挣扎着倒竖起来，宛如生命最后的倔强。
我们早早吃完午饭，坐在父亲开的三轮车上，车尾用大铁钩链着轰隆隆的震压器，震得整个巷道都“嗡嗡嗡”地动起来。
父亲顺着大巷道，右转闯过东巷道，径直开往河湾的麦场，然后就一圈一圈沿着干枯的麦秆碾压起来。一个大圈，一个中圈，紧接着一个小圈，大圈套小圈，一圈接一圈，不能留缝隙，不能留死角，确保每一颗麦粒都能从麦穗里被压挤出来。
我和哥哥坐在树阴底下，巴巴地看着父亲来回转圈。突然，父亲停下三轮车，挥手招呼我俩。我们飞奔过去，先是哥哥坐上去，在父亲的指导下一圈一圈地跑起来，那神气样，就像策马奔腾的少年英雄。
跑了一阵，终于轮到我。我紧张兴奋地握着车把手，踩离合、挂挡、松刹车，这么庞大的一个铁疙瘩居然乖溜溜地在我这么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脚下启动了、飞驰起来了！我迎着烈日，却感受到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凉爽和清甜。
等麦秆从圆孔都被碾压为扁平松软的麦草时，父亲停下三轮车，我们便先用大铁叉捞走表层金黄的麦草，一颗颗饱满的麦粒就连同麦芒、麦壳露出了真容。
扬场是一件很考究水平的技术活。顺着风向把麦粒麦壳和麦芒堆成长长的一溜，然后用木锨轻巧地捯起半锨，迎着风抛起来，最重的麦粒落在最近处，麦芒和麦壳便随风飘向更远处。
在没有风扇的那几年，扬场全靠老天爷赏脸。有风就快，没风就只能苦等。
一个夏日的夜晚，因为始终没见风来，不得已只能回家。奶奶带着哥哥和我，躺在新堆起来的麦草垛边，守着满场的麦粒。麦草新鲜而柔软，散发出一股诱人的烤面包的麦香。
河西走廊的晴朗的夏夜，抬头便是满天繁星。银河像一条有深有浅的粗壮的河流，从我们当头流过。我们仰着头，听奶奶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给我们讲北斗七星。
但奶奶格外严肃地叮嘱我们，千万不能用手去指星星：“谁要是不听话用手指星星，手指上就要长瘊子！”
后来，村里有人买了脱粒机，就再也不用打场了。脱粒机像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怪兽，只管把一捆一捆的麦捆丢到它嘴里去，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吃完十来亩地。
也是上大学的一个暑假，我们几个高中的好同学聚会。结束后，我被一位同学邀请到他家去。他和我是初中加高中同学，同属一个乡镇，卯着劲比了六年的输赢。
他是一位性格倔强而又抱负远大的青年。我们同一年高考，他最终被中南大学录取，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为更远大的理想复读。
第二年，他的成绩提升了好几十分，却阴差阳错地每一个志愿都差几分，最终全部镂空，不得已再次复读，终于在第三年以全区状元的身份考进中国人民大学。
我们都为他高兴，他自己也如释重负，但我们知道，这和他当初的抱负还是有距离。
他和我一样，都是普通农民的儿子。他父母年龄更比我父母大，更是老实本分。我和他到了他们家，他父母热情地迎接我，忙着给我们做饭。
我突然发现，他母亲的右手腕处裹着厚厚的纱布，扎成一个圆凸凸的刺眼的小球。我吃惊地询问，原来是前不久用脱粒机脱麦子，不小心把右手伸进了脱粒机的大嘴。脱粒机贪婪地随着麦子一起吃了下去。
他的父亲在灶台边笨拙地忙碌着，她的母亲便用左手帮帮小忙。我看着他们那铺满雪色的头发，心里莫名地酸楚。
这两年来，我很难想象他和他父母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他是他父母的骄傲，也是令村里人羡慕而又嫉妒的对象。当他在第二年暑假处于无学可上的窘境时，他的父母唯有依然默默地、全力以赴地支持自己的儿子，别无他法。
当他们两个老人走在村里的巷道里时，当村里人好心或不怀好意地打听他儿子的高考情况时，我真不知道他们俩究竟该如何应付。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我想他们唯有低头安静地赶路。
就像这一次，即使失去了右手，他们依然安静而镇定。他们把所有的委屈、无助、心酸、痛苦统统留在夏日寂静的黑夜。每当太阳升起，他们照旧安静地起床，安静地从村里的巷道穿过，平静地和村里人唠家常、说长短。
再后来，因为政府要求节水种植，小麦和玉米套种彻底成为了历史。小麦终于种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再也没有玉米的遮挡，可以自由欢快地生长。
割麦子、打场和脱麦机也成为了过去。“康麦因”直接开进麦田，轰隆隆地驶过去，便已经颗粒归仓。原来把人忙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七月，居然在“康麦音”轻描淡写的几个小时里，就画上了夏收的句号。
但我的记忆，始终留存在那个火辣辣的七月，那玉米叶子割下的血印，那香甜的西瓜就馒头，那麦客们肮脏而又纯净的面容，那三轮车上迎面吹过的凉丝丝的风，那漫天闪烁的星星，那轰鸣的脱粒机愤怒的嘶吼，还有那只扎紧绷带的圆秃秃的右手……
前几天，村里一位“大”字辈的长辈去世了。听哥哥说，父亲在电话里感叹，他们这“大”字辈剩下的人也不多了。
父亲的口吻平静而安稳，就像我同学的父亲母亲一样，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必定是有涌起泛开的波澜。
人就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地种下去，发芽、出土、抽穗、灌浆、变黄。一茬一茬地被放倒，一茬一茬地空出新的世界，好让后来的新苗长起来。
